前言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是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要求、顺应党和人民意志的必然结果。

当晚10点，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华国锋、叶剑英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与会者赞同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策与行动。

现在看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措施，仿佛是那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锤定音”。其实，这个决定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惊心动魄，有惊无险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言行上也变得更加嚣张，尤其是江青，蛮横无理地向华国锋提出“开除邓公党籍，继续批邓”的无理要求，甚至诬陷邓公“气死了毛主席”。

江青及“四人帮”一系列的过分行为引起中央许多干部的反感和警惕，叶剑英杂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为中国未来的命运担忧。

他将解决“四人帮”问题视作一场战争，但也没敢贸然行动。首先，叶帅三番五次与华国锋进行接触和谈话，看一看华国锋对解决“四人帮”的态度。

华国锋的态度是“稳”，他希望能争取更多老同志们的支持后，再采取行动。在叶帅的帮助下，华国锋得以顺利和粟裕、宋时轮、汪东兴、李先念、吴德、陈锡联、邓颖超、王震、陈云等老同志们进行了“通气”。

这些老同志们的组织原则性很强，在和叶帅商讨如何解决当前复杂形势的办法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只有华国锋提出解决这一问题，才可以名正言顺，合乎规矩。”

9月11日，华国锋在得到大多数老同志的明确态度后，下定决心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实施由叶帅和汪东兴负责。

中央多数领导也支持，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等人经过反复讨论后，最终定下了行动方案，经华国锋同意后，行动时间定在了10月6日晚上。

行动方案中，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隔离审查”。叶帅通过中间人王震再次征询陈云的意见。陈云在特殊时期也受到过严重迫害，但是他思量许久后，他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

“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了。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10月6日晚上，汪东兴携带手枪坐在怀仁堂的屏风后面秘密指挥行动，行动成功后。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行动情况，会议结尾，汪东兴不胜感慨地说：“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

这句话绝非危言耸听，与会者都十分赞同汪东兴的观点，幸运的是行动惊心动魄，好在有惊无险，“四人帮”全部被“隔离审查”。

深谋远虑，反对极刑

毛主席逝世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其实并不多，摆在中央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用会议的手段将他们选下去。二是采取雷霆手段，直接抓捕隔离审查。

然而，当时的形势非常复杂，又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江青身份特殊，让很多事情难办。另外，“四人帮”在特殊时期，靠政治投机行为，势力坐大，十届中央委员会里就有不少他们的人。

所以说，采用常规会议的办法，可能会功亏一篑，使用雷霆手段胜算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汪东兴会发出那种感慨，陈云为什么会有一番慎重考量的原因。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中纪委恢复后，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处理大量历史积案，一是审理“两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

陈云针对“两案”，一开始就做出指示：“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1980年至1981年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如何对江青量刑，不少人主张判处死刑。按理说，这个要求也不过分，毕竟江青在特殊时期犯下的罪十恶不赦，足以判处死刑。

然而，陈云却反对，他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很多人依然认为党内斗争也能判死刑，毕竟她罪不可赦。

陈云无奈之下，最终表态：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正是由于存在反对声音，大家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认为陈云的主张是正确的。

最终，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外，王洪文和姚文元没被判处死刑。张春桥最后减为了无期徒刑。

事实证明，陈云的主张非常英明，对“四人帮”的量刑，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并无产生多大不好的影响。

“两案”审判，本着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进行。这场审判，以它的公正和公开载入了史册。法律的庄严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坐在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在观看这场没有先例的法庭审判时也大规模地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随着审判的结束，中国终于告别了以无序的政治斗争代替法制规范的时代，人们感受到一个新的法治社会即将来临。

1995年，陈云逝世，他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